湖南古村镇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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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族侗族装饰案例分析——高椅侗寨古村

罗明金


    湘西地区苗族、侗族乡土建筑形式因地域分布上呈南北差异,但总体上苗族南北都有分布,建筑形式和材料也有南北不同,而侗族分布相对集中在南部地区,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大体相同,唯有坐落于怀化市辖区会同县县城东北48公里处巫水河畔的高椅侗寨古建筑群,与湘西其他区域侗族建筑差异较大,整个侗寨建筑是典型的徽派建筑,一道道高耸的码头墙,一扇扇雕花窗、一条条青石巷,无不透着古朴、和谐、宁静的气息,被专家誉为“江南第一村”、“古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古村落发展的史书”、“耕读文化完美典范”和“民俗博物馆”。

高椅侗寨

    高椅侗寨古建筑群坐落雪峰山脉的南麓的巫水上游,巫水是沅水上游雄、满、酉、舞、辰“五溪”中的一溪,历来为苗、侗等众多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古属“五溪蛮”百越旁支。被古建筑专家誉为古民居村落的“活化石”。因村寨三面环山,一面依水,宛如一把太师椅把村子拥抱,因此得名“高椅”。

    高椅完好地保存有从明朝洪武十三年(1381年)到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的古建筑104栋,总面积达19416平方米,全村由村巷、池塘和田园自然隔离成梅花状的五个自然群落。

    高椅是侗族村落,七百年前由杨盛隆、杨盛榜侗族兄弟俩开创。天下姓杨的都尊东汉时期以为官清廉闻名的“关两夫子”杨震为始祖,这里许多人家门额上常题写“关西门第”、“关西世家”、“清白家声”等作为庭训。高椅侗寨古建筑雕饰在题材、造型及功能上形成了有别于周边其他区域的个性风格文化特征。

    一、高椅古侗寨建筑雕饰的整体文化特征

    “建筑”作为一种造型活动和营造活动,包括的内容很多,物质的、技术的、工程的……作为建筑起源的民居,也称民宅,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最大、分布最广,品类也是最多的。

    我国由于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各地民居的形式、结构、功能等也各具特点。

    雕刻作为建筑的一种装饰手段,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古典建筑都曾使用过,中国的古典建筑,在“木、石、砖”三雕创造上有着非凡的成就。这些题材丰富、造型巧妙的雕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缩影,凝聚了中华先民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形象地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意蕴,直观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民族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

植物为题材的高椅雕饰

    高椅古村现存有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间修建的民居104栋,建筑型制为典型的明式江南营造法式,清一色的青砖封火墙,两端成带状的翘角马头。在装饰风格上具有浓郁的沅湘特色及侗家风格,每户门当、石础的石作;厅堂,居室的门雕、窗扇、栏杆、家具器物等木雕饰,虽没有达到徽派民居建筑“无所不雕、无所不饰”的境地,在艺术手法及雕饰的精美程度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木雕、石雕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色,在传统题材符号和造型上匠心独运,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艺术水准,其中以木雕工艺最为突出,将传统建筑风格观念与人文思想相融合,营造出典型的侗寨民居风格,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具有较高艺术价值。

    高椅古村虽地处雪峰山腹地,交通相对闭塞,与处界交流不便,但在雕饰题材的选择、造型、装饰手法及寓意的解读上,与我国其他民族这一时期对建装雕饰处理上殊途同归,即遵循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在选材上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以人物为主的题材,如“八仙过海”、“渔、樵、耕、读”、戏剧人物、二十四孝等。二是以植物为题材,如:梅、兰、竹、菊、并蒂莲、牡丹等。三是动物题材,如鱼、鹤、蝠、鹿、狮等。这些题材或取其高洁、或取其富贵、或取其绵延,并将题材与雕饰构成精巧完美的组合,点缀着普通侗族人家田园牧歌式惬意生活。

    高椅古村建筑雕饰在造型及装饰手段的运用也极为灵巧,平雕、浮雕、透雕、镂雕、线刻等各种技法达到了当时民间艺人的最高成就,反映出当时高椅古村与我国其他地域在文化与技艺交流上并没有因地域偏远而停滞不前。

    高椅古村建筑雕饰在造型及装饰手段各个方面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是同步的,但在题材选择、造型及题材功能解读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地区不同的方面,首先表现在题材上,如部分建筑的窗扇及家具,甚至供奉祖先的神龛上选用了在其他地区建筑雕饰很难见到的“老鼠”题材纹样。其次在中国传统建筑石作里最常见的“狮”,除了造型上与别的区域有明显的差异外,在程式化的表征上非常明显,如将“狮”和“蛇”放在一起使用,这种与我国传统图案高度程式化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二、高椅侗寨古建筑雕饰纹样题材的个性化

    建筑雕饰的题材典型地反映民族的传统文化、伦理思想和人们的理想追求,其中题材的象征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民族特殊的思维方式有关。象征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表现于民族的语言、风俗、宗教、文学等各个方面;在建筑的雕饰上也是如此,即选择题材遵循“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原则,而且题材必须是人们长期生产劳动和生活中发现,具有广泛通识,并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动物、植物及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人物,通过比喻关联、寓意双关、谐音取音来抒发祈求平安吉祥、消灾弥患的愿望。

传统的民间年画“老鼠嫁女”

    在中国民间传统里,“鼠”无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动物还是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多不为人们所喜爱,作为动物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鼠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传说等也是反面和不吉利的象征符号,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刻画了老鼠贪婪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国民间传统年画“老鼠嫁女”中,虽然拟人化的老鼠造型生动可爱,形态各异;传统图案花中套花装饰手法使图案更显得变化丰富,画面构图饱满,描绘的场面也十分喜庆,凸显浓郁的民间特色,富有浓烈的装饰性效果。从视觉角度看,画面视觉冲击力较强,是对民间传统婚嫁喜庆场景的再现,但人们对其解读就与画面表达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老鼠是害人的,是不吉利的,所以旧历年三十夜要把它嫁出去,嫁女,嫁鼠,即把灾害嫁出去,以确保来年平安吉祥。

    高椅侗寨虽地处五溪文化腹地,受楚、巫文化的影响,总的文化价值取向还是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范畴,但高椅民居建筑的窗扇、隔墙木板,甚至连供奉祖先牌位摆放贡品的“神龛”,这在当地居室是十分神圣的地方,都以超乎写实的老鼠作为装饰题材,有两只鼠造型的,也有单只鼠造型的,有将鼠造型作为主题的,也有将鼠作为其他图形纹样配饰的,鼠的造型和动态各异。其中以两只鼠作为雕饰题材的,呈对称和均衡的构图形式,配以其他纹样。如图一只卧在地上的和一只正在走动的老鼠,一大一小两只老鼠配以葡萄纹样。单只也配合其他纹样组合使用。鼠的造型手法古朴简约,没有过多细节装饰处理,但形象生动、内容情节趋于写实。为什么高椅这么多建筑上要以鼠为题材做装饰,连供祖宗牌位神龛这么神圣的地方也不忌讳呢?据当地的解读,是房屋主人为显示自己的财富将两只老鼠放在一起取“鼠一、鼠二”的谐音“数一、数二”,以符号的形式告诉世人自己家的财富在本地是数一数二的;单只鼠装饰取鼠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一,寓意自己家的富有程度在本地属第一位的。

以双鼠为题材的窗扇(局部)

    但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古村不单一栋建筑有鼠装饰,而且不同年代建筑雕饰中均有出现,这与当地取其谐音的说法显得有些不符,因为中国传统纹样吉祥符号很多,如在高椅当地其他建筑木雕上有许多以“仙鹤”为题材。鹤在民间传统里是吉祥鸟类,在民间寓意长寿,为广大百姓喜闻乐见的纹样。图6-38中以较为写实的手法刻画了一只鹤站立在盛开的莲花丛中,十分生动,据说房主人取其“仙鹤”谐音“显赫”,表示自己或家族的地位。因此,高椅古村侗族先民家中富有是没有必要用老鼠这种不吉利的动物符号去告诉别人的,这一点在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建筑雕饰中均没有出现,笔者对高椅所在地怀化市侗族居住比较集中的靖州、通道、新晃、芷江及贵州、广西侗族居住区民居建筑雕饰进行了考察,均没有发现类似的状况。笔者认为,高椅侗族古民居建筑的雕饰,“鼠”个性题材符号应有其深层次的隐喻意义。

以鼠为题材的的雕饰(一)

以鼠为题材的的雕饰(二)

    第一,高椅侗族先民的宇宙观和生命起源意识,这一点可以从老鼠吃葡萄的窗扇雕饰以及他们供奉先祖牌位的神龛上的雕饰鼠、石榴、喜鹊纹样可以看出来。在中国民间传统中,“鼠”是子神,是人类万物的繁衍符号密码。同样,葡萄、石榴也是多子的符号,这在我国北方民间的翦纸也有同样的解读,扣碗里钻出一只老鼠的窗花,叫做“鼠咬天开”,天地合一的扣碗即混沌的宇宙,子神老鼠在其中,鼠咬天开,钻出来化生人类万物。高椅民居中以鼠为题材符号的雕饰与北方剪纸中的人类起源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农耕时期人们探索宇宙万物起源和希冀子孙繁衍生息的生殖观念的具体表现。鼠在这里是人们祈求子孙繁衍的符号,这才是高椅民居中以鼠为题材符号最直接也是最实际的想法,也是中国本原哲学及观物取象所决定的哲学内涵与艺术形态。

以仙鹤莲花为题材的雕饰

石榴、喜鹊为题材符号的神龛局部

鼠、石榴、喜鹊为题材符号的神龛

    第二,受先民文化影响,高椅古村始祖是元代的杨盛隆,杨盛隆是东汉时期“清廉吏”杨震第28代孙,高椅杨姓世家多在院门书写“关西门第”、“关西世家”等取其先民祖籍在潼关以西,因此,以“鼠”作为居住房屋雕饰符号与其先民受北方传统窗花纹样影响有关,杨姓世家在高椅安居后,南方气候潮湿,一般没有剪纸习惯,因此,杨姓世家将北方剪纸转化成木质雕饰,形成了与北方剪纸殊途同归的“鼠”符号纹样装饰。

北方民间剪纸“鼠咬天开”

    三、高椅古村建筑雕饰纹样的形式及功能个性化

    中国传统建筑雕饰功能有两个方面,即装饰和象征性,作品在形式和功能上都遵循一定的法则,其中程式化的表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狮子在中国几千年传统中一般象征着威严,故在公共建筑中使用较多。民间建筑中狮雕饰作品造型生动,装饰性较强,一般用以镇宅、避邪,在与其他器物搭配上程式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狮子与滚绣球”搭配表示“好事在后头”;“狮子挂钱财”搭配表示“好事在前”;“狮子和瓶”表示“事事平安”;“大狮与小狮”搭配表示“太师”、“少师”,寓意辈辈有高官之愿。这种高度程式化的造型及搭配为人们提供了简洁易懂的表现模板,便于理解和接受。高椅民居雕饰中以“狮”为题材的石雕,无论在造型和搭配上与中国传统民间民居程式化的处理手法相差甚远。

威严的中国传统的石狮雕塑

    高椅雕饰中的狮形象与其他地域比较,即没有没有观物取像的形神兼备,也没有民间通用狮造型的活泼可爱,更没有遵循中国传统文化里约定俗成的程式化共性。高椅古村的石雕狮造型简洁,以大胆的夸张、变形和以人的手法,将狮的形象塑造成头顶及脊背纹饰似狮,身子、耳朵似猪、面部似人的四不像形象,前后爪各抓一条蛇,形成高椅古村独具个性特色狮、蛇造型,在装饰美观程度上不如与之相邻的其他侗寨区域。为什么在高椅古村的狮造型及器物搭配与中国传统的程式化及相邻区域的差异这么大?当地解读为取“狮、蛇”的谐音“施舍”,即以直观的符号告诉人们主人虽富,却乐施好善,表明房屋主人的处世原则,这是较为直白的解读,显然不能阐析其深层次的因素。

    高椅石雕中“狮、蛇”雕饰应从文化的影响及独特的功能两方面进行解析。

被称为四不像的高椅狮、蛇雕塑(一)

被称为四不像的高椅狮、蛇雕塑(二)

    首先从文化上探其成因,高椅地处巫水河畔,那时水路发达,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洪江水运相通,高椅居民利用便利的水路和地理优势,亦农亦商,集蓄了大量财富。在农耕文化的传统心态“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和“富甲一方、叶落归根”和洪江古商城商道文化中的“舍利取义”、“利缘义取”、“吃亏是福”等农耕文化和商道文化的共同影响下,造就了“狮、蛇”即“施舍”有别于中国传统及周边的独具风格雕饰。

    其次教化功能大于装饰功能的原则,传统的民居雕饰首要的功能强调其装饰性,高椅民居雕饰中的“狮、蛇”纹样在造型上的夸张、变形与中国传统的程式化造型在装饰上有很多差距,这与其去强调功能第一的个性化是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主人以“仁”为核心的中国人传统心理性格及仁者爱人的“以人为本”处世哲学。因此,造就了教化功能大于装饰功能的“狮、蛇”雕饰。

    整体来看,湘西苗族、侗族乡土民居建造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实际需要,从这点出发,苗族、侗族的先人们比较务实,以实用为前提,追求房屋的经久耐用,在建筑材料的选用上多是利用本地所产材料,用最经济的办法,并密切结合当地气候和地形等自然条件来建造。但是民居是家之所在,对于家,人们不仅仅只有物质性要求,也应当有一定的精神性要求,即普遍的审美性的情感要求。在这方面,苗族、侗族的先人们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很注重把建筑的实用和审美结合起来。这不但在现存苗族、侗族古民居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布局上体现出来,在建筑装饰和建筑风格上表现也尤为突出。苗族、侗族古民居建筑多为木结构,即使砖木结构,其内部亦为木结构,木结构的柱、梁、檩、椽等主要构件几乎都是露明的,这些木构件在用原木加工的过程中大都进行了美的加工。横梁加工成月形,柱子加工成两头略小的梭柱,正面的柱子往往还刻有浮雕,梁上的短柱也做了柱头收分,上下梁柱之间的垫木加工成各种动物的形状。

    建筑的门窗是与人接触最多的部位,苗族、侗族的先人们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集中进行了各种加工,如窗格加工美化成菱纹、步步锦、各种动植物及具有伦理意义的人物等千姿百态的窗格花纹,即使是两页大门,也要加上特制的门钉和兽形的门环。门下的石礅是承受门下轴的基石,基石露在门外面的部分可加工成狮子或作线脚处理,或雕圆鼓形。木柱下的垫石往往被加工成各种艺术形象,从简单的线脚、莲瓣到复杂的彭形、兽形,从简单的雕饰到多层的透雕、立雕,可谓五光十色,千变万化。

    在建筑的各个部位和构件进行的加工,都是在不损害他们在建筑上所起结构作用的原则下,随着构件的原有形式进行,体现了苗族、侗族先人们把实用和审美巧妙结合的高超水平。

来源:《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与装饰艺术研究》
时间:2013-01-04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