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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上丝绸之路与浦市

林河 向海军


  我们这里所说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唐宋以来确立的从泉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而是指早在四千年前源于古黔中的海上丝绸之路。这种新的历史观点,是由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河先生提出来的。浦市,应该是林河先生提出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湖南省新石器时代遗址》指出,“沅水和酉江始终是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古文化重要的,但长久被研究者忽视了的通道。”也就是说,沅水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沟通长江、珠江的主要通道。由此说明浦市是沅水带来的商业古镇。

  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林河先生的“古海上丝绸之路”理论指出,古黔中(包括今日中国的湘、黔、州、鄂四省交界的许多地区,主要是湖南省的沅、澧二水流域,贵州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湖北的西南角与四川的东南角)是中国古“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浦市位于沅水中游的西岸,水运交通便利,沿江而下可达沅陵、常德、岳阳、武汉等大中城市及江湘闽、广诸省;溯江而上可达辰溪县城及滇黔川边。沅水流至浦湾,山阻流回,河面宽阔,水深流缓,形成得天独厚的天然港口。占据区位及水运条件优势的浦市,很早便有了孕育和产生商城的机遇。在沅陵上游的沅水流域,出土的春秋晚期的战国初期的文物,说明当地商业与水运的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便是楚国黔中郡铜矿(今麻阳铜矿)的转运中心。隋唐年间,是通达川黔的重要驿站。

  我们至少在宋朝的地方志书里知道浦市一地称为卜口。宋朝在这里设置了机构,派潭子兴“征蛮”,元时,又设千户所。这些史料证明,浦市在历史上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在有宋以前为什么不见文字记载,正如林河先生所说一样,南方的发展在自己的发展轨道上运行,北方的统治阶级并不知道,湖南《辰州府志》记载:由卜口进高山坪过白羊溪走解放岩,去乾州过茶峒进四川。同时由卜口进高山坪去兴隆场过镇竿,到铜仁进贵州、云南(府志中标有简单地形图),这是清以后民间仍然在走的路线。这条路线应该是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路线。即内外物资到达浦市后,一部分物资在此上岸卸运,一部分物资仍然向上,到达洪江卸运,还有一部分物资继续向上到达贵州境内。内外物资经过三次大的分销,综合形成了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营。

  到了明代,在长江流域发展速度较快的大背景下(长江流域较黄河流域发展更快,长江流域的各大支流沿岸,因为物资流通也形成了大大小小许多的货物集散地与城市,南系广州、荆州、成都、汉口都是沿江口岸形成的大商市),浦市的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店铺林立,商业兴旺。浦市因地处古黔中郡府沅陵与西南古商城洪江之间,沅水中游,是周边县市辰溪、溆浦、黔阳、麻阳、凤凰、吉首等县市以及云南、贵州、四川边境毗邻地区的农村土特产和京广杂货的集散转运地,运出的物资经沅水,过洞庭、穿长江、泊武汉、远达上海;运回的物资则经浦市码头散发到周边地区。至此,西南重要的商贸古镇湘西四大名镇之首——浦市初成雏形。

  宋以前对于浦市的记载,历史上是空白,却能在浦市一地日常生活习俗里找到影子:沅江两岸民众流行祭祀伏波将军马援,各村都有祭祀马援的寺庙。汉王朝兴师动众大兵镇压地方,说明当地的综合实力并没有统治阶级说的那么脆弱。

  至今,历史的影踪仍然留有痕迹。从浦市到高山坪长达20余里的山道上,一路延伸的青石板路面,颇具历史沧桑,再从高山坪往下延伸,一路山高林茂,直达凤凰、铜仁、镇远,乃至云南,都能找到历史的痕迹。

  这条丝绸之路,以水为主要连线,间以驿道穿插,共同组成了林河先生笔下的古黔中的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最早的、最美的、最好的、最多的、文明程度最高的外贸商品,大都出土在古黔中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在这块被人遗忘了几千年的土地上,除了已经出土的许多令人震惊的考古大发现外,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的考古大事件。不久前,洞庭湖西岸的酉水之畔,又发现了震惊考古界的里耶古城遗址。

  这条丝绸之路之所以没有被人重视,是因为在楚秦以前,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没有到达过黔滇地区,中原很少有人熟悉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缘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张骞在西域并没有听说过“陆上丝绸之路”,而是在西域看到了四川的蜀布、邛竹杖等中国商品后感到十分惊奇,才问西域人:“这些货物是从哪里来的?”西域人答道:“是从身毒(印度)国来的,距此约数千里,有四川的商人在那里做生意”,还说:“大夏在汉王朝的西南,他们仰慕中国,但苦于匈奴阻断了道路,要想通四川,只有取道印度国最为近捷,有利而无害”。这些话证明了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存在。

  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向外传播与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是互为因果的。中华民族的先民,最早是从云贵古陆的大森林走向平原,从四肢攀缘的猿人,变成直立行走的智人,并在平原上开始创造中华文明的。当他们从贵州的沅水沿河觅食,或从川东沿江而下觅食的时候,所到的第一大站,必然是广袤的洞庭湖平原。洞庭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湖,素有“鱼米之乡”和“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逗留在这里的人类,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必然会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事实也是如此:根据近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二、三十万年之前,中华民族的一支就已经活跃在古黔中的洞庭湖平原上了。在经过了20多万年的劳动积累之后,他们终于在距今18000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放射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这就是在洞庭湖西岸的临澧县竹马村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地穴遗址和“高台式建筑遗址”。它不但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建筑遗址,而且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祭坛遗址。高台式建筑那椭圆形的台基,只有海南岛黎族人的椭圆形“船形屋”的地基与之相近似。台基上的方形舱和从舱洞中向西南方向伸出去的、只有80厘米高的低矮“甬道”是做什么用的?还无人能作出解释。但联系到洞庭湖地区曾出土过8000年前的船形墓,也许它就是一座船形的祭坛?这违背常理的斜向西南的“甬道”,也许就像古埃及金字塔内供灵魂出入的狭小甬道那样,是通向他们祖先来路的祖灵通道吧?而那些甬道中遗下的灰烬,也许就是祭祀神灵的香木等供品焚化后的遗痕。

  古黔中郡治沅陵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中国最早“成套青铜法码”,说明这里的工商贸易比其他地区更为繁荣,其他地方至今都还没有出土此类文物的记录。这座战国墓中,还出土了巴式青铜柳叶剑和巴式青铜矛,说明在战国时代,巴蜀的官吏已在古黔中设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办事处。长沙沙子塘楚墓出土了湘、黔边区无阳公、毛公等地方官送给长沙官吏的丝绸宝货,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只有这两位“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方官吏,手中掌管着大量的丝绸宝货,他们才有可能用丝绸宝货当作礼品送人。

来源:《浦市古镇》
时间:2014-04-02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