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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英探史

余振东


   随着渭洞张谷英村这片古老的民居建筑群抹去历史的尘封,款款走进新的社会时代。人们便对这位走过了六百年苍桑岁月,早已皱纹斑驳、步履蹒跚的历史“老人”,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抚今追昔,联想推测,有言其肇始者就是元末明初那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亦有言是张士诚兵困平江即苏州,而火烧齐云楼时,则是隐匿民间的二幼子之一。是耶非耶,其信然耶,其不信然耶?莫衷一是,争莫大焉。我亦是其中热心关注和探讨者之一。早在2000年我就写过一篇题为《张谷英探论》的文章,发表在同年《云梦学刊》第五期之上。我在文中引用了渭洞青年教师李桂龙“张谷英是张士诚之幼子”的观点。然而,此文发表之后却引来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有刘迟归、张胜利二君,在《岳阳晚报》上发表了完全不同意见的文章。(刘迟归、张胜利二君的文章附后)。事过一年之后,又有一位叫彭新华的青年教师,在《湖南日报》显著位置发表了一篇《张谷英身世之迷》的文章,(彭新华君的文章亦附后),文中肯定并深化了李桂龙老师的观点。最近,又有一位叫谢丽华的“香港”女记者,则提出了更新的观点,她认为张谷英即张士诚同一个人。并告我,她正在创作一部《张谷英传奇》的影视剧本。正是这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与争论,才有趣地渐渐撩开了张谷英那悠久而神秘的历史面纱。从而,也牵动了更多的关注者。我不敢妄言自己有什么见地,只不过我也带着这个神秘而有趣的历史话题,查阅了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故而,亦有一些自己的拙见。本文就此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权且凑凑热闹,亦为兴趣者兴趣之,研究者研究之而已矣。

  

   既然有探讨者和研究者认为,张谷英就是张士诚。那么,我当有必要循着这一历史的线索,去追溯一下那位曾一度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身世吧!

   张士诚何许人也?《明史·张士诚传》载: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亭即今江苏大丰西南人。生于1321年,死于1367年,享年47岁。

   史载张士诚“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丘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人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陷泰州——并陷兴化,结砦德胜湖,有众万余。——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佑。”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知,张士诚系盐贩出身,为人重义,很受“群众”拥戴。只因贫穷而常被钱势者冷视和欺侮而难以忍受,尤其忍受不了那个狗仗人势的弓手——丘义的羞侮,以至怀恨在心。于是,一怒之下便率领他的三个弟弟及壮士李伯升等18人,杀了那个弓手——丘义,进而又杀了许多为富不仁者,还放了火烧掉了那些人的房子,即便乘势在旁郡(邻近县)盐场举行了起义,并被推为领袖。当时其势盛大,有众万人。义旗所指,直捣泰州、兴化、高邮,并在高邮,建立了大周政权,自称为诚王,改年号为天佑。

   史中所记的这一事件发生在元朝至正十三年即1354年。

   第二年(1355)张士诚义军又攻占了平江即现在的苏州。

   苏州乃浙中富庶之地。张士诚便在此立都,并更名为隆平府。至此,张士诚的势力已经很大了,拥有“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这么一大片占领版土,号称“方圆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羽毛既丰,他便杀了自己的“主子”——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而自号为吴王。

   封建王朝是最害怕而又最仇恨农民起义的。面对张士诚如此浩大的“革命”声势,元顺帝即派大军征剿的同时,又辅之以招抚。张士诚毕竟一介盐夫出身,经不起“功名富贵”的诱惑,便向朝廷作了妥协。仅以一个小小的太尉之职,如此廉价地接受了元廷的招安。

   另据,与张士诚同一时代的施耐庵,是张士诚的好友。有言,施耐庵的《水浒传》即取材于张士诚的这一历史传奇。不过,看起来倒有些相似。通过考证,施耐庵也是张士诚老家江苏白驹桥人,这个白驹桥原来属于江苏兴化,现在划到了江苏大丰了。所以现在兴化和大丰都在争这个施耐庵。

   然而,灭士诚者恐非朝廷与朱元璋也,而是张士诚自己之“实无远图”也。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时,刘福通红巾军起义于颖州,朱元璋和陈友谅分别起义于濠州和麻城。刘福通被张士诚所杀后,农民起义军也就只有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这三大势力了。也许正是这种“三足鼎立”的相对平衡局势,才使之在起义军之间相互火并和征伐。后,朱元璋经鄱阳湖之战首先剪灭了陈友谅,由此,域中也就只剩下朱元璋和张士诚两大阵营了。不过,起初,朱元璋倒还是颇有“联张”之意,也曾遣使通好。只是,张士诚不愿与朱元璋联合。故又彼此进一步火并。朱元璋乘势东扩。1367年,朱元璋重兵攻破了张士诚的“首都”平江(苏州)——隆平府。在此“国破家亡”之际,张士诚的妻妾自焚于齐云楼。张士诚则被朱元璋所俘。解至金陵(南京)而自缢,终年四十七岁。至此,一场由张士诚领导的长达十四个春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归于失败了。

   同年,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了大明政权,改元洪武。

   此乃张士诚戎马生涯之悲壮始末和人生史略也。

  

   自渭洞青年教师李桂龙提出张谷英与张士诚的渊源关系以来,谷英公老先生的后人们,似乎多有委屈和蒙辱之感,不乏愤愤者言:张士诚“草寇”也,不足配为谷英公后人之祖。这使得李桂龙老师一度十分尴尬和难堪。其实,此纯属误解也,即缺乏对张士诚历史功过之正确认识的缘故。

   姑且不论张谷英与张士诚之间是否有不有那种渊源关系。但,对张士诚的历史功过,还是应该有个合理、公正的历史评说的。

   若论其功,张士诚领导的起义应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为了确立张士诚起义的革命性质,我们不妨对他的起义历程和戎马生涯作番大略的叙述和分析吧。

   首先,从其起义队伍的阶级成分看:张士诚本人系盐贩出身。实际上,他的阶级地位比一般农民还要低下。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才被迫离乡背井外出“打工”从贩。我们从张士诚及其起义队伍成员的出身看,显然,大多都是些失去了土地,而被迫去做盐丁当苦役的“贫化”了的农民。

   其次,从其起义的“革命”对象看:张士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一开始就“杀丘义,灭富家”,矛头直接所指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封建王朝。

   综上所述,张士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其性质理应属于中国农民革命。虽然,它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革命”影响却是不能抹煞和否定的。正是由于包括张士诚和陈友谅等诸多农民起义在内的浩大的农民运动,才使元王朝得以被朱元璋所推翻。客观地讲,朱元璋的胜利,其中也包含了张士诚、陈友谅及其他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在内。至于,农民起义集团内部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只要他们相互的“革命”性质相同,也就无所谓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为定论去作褒贬了,充其量只不过“鹿死谁手”的问题而已。又至于王朝的更替问题,即使起义胜利了,只要没有改变其封建社会的性质,也只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王朝而已。但,一个旧王朝的推翻,毕竟是经过农民革命运动的暴力斗争所换来的。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封建制度,无疑也是一次历史的推动和进步,是人类向先进社会制度的一次趋近和发展。

   张士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也正如大顺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失败一样,“实为陕人的光荣”(毛泽东语),张士诚吴人也,亦即吴人的光荣和张氏族姓的光荣。怎么能说后人还受其委屈和蒙辱呢?现在摆在张士诚后人面前的不是认不认祖张士诚的问题,而是应该积极去寻求更充分的历史证据,加以证实的问题。只有确认了张谷英与张士诚之间的确存在的那种历史的渊源关系,那才是值得庆幸的、自豪的、骄傲的。这样的历史渊源关系,恐怕别的姓氏想攀缘都攀缘不上,哪里还有什么愤愤然哉!看来这也需要有一个更新观念的问题。

   不过,为历史立论在于求真,而不是因攀缘而去掩过。客观地看,张士诚也并非那么“完善”和那么“高大”。通观张士诚十四年的“革命”生涯,有其功也确有其过。窃以为最大之过莫过于“妥协”与被“招安”。

   《明史》记录,元至正十九年即1357年,在张士诚与朱元璋军事争斗中,张士诚之弟张士德被朱元璋败俘。对被俘的士德,朱元璋其实并不想杀他,只想“欲留士德以招士诚”。然而,士德不谙其心,却“间道贻士诚书,俾降元,以之为助”。即士德暗暗派人捎信给士诚,叫他降元,以图日后联元以伐朱。对于士德这一错误主张,张士诚却缺乏深思熟虑,居然盲从其弟之言,作出了“决计请降”的错误决断,则便向元朝作了妥协,接受了招安。一经铸错,便当受制。每年便得向元廷大都输运11万多石漕粮。此举显然,助纣为虐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若彼时张士诚降元已是出于无奈的话(因为,毕竟其亲弟士德已俘于朱元璋军中,恐怕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朱元璋的这种通好之意。),那么,早在此前就应有所筹谋与朱元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其实,朱元璋早在攻占集庆(南京)时,虽然其势已大大盛于张士诚,但尚“遣杨宪通好于士诚”,并诚诚然而有真意言“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指士诚)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可见朱元璋是够真诚和大度的。然而,张士诚却不听忠告,却是一心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如何吃掉朱元璋,而不愿与之修邻睦境。尚非仅如此,而乘其通使之机,暗派大军去攻打朱元璋的军事重地镇江。结果失算自败了。对此,史书曾批评张士诚“实无远图”,是有道理的。若是张士诚深谋远虑亦效法西蜀刘备联吴之策,也与朱元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联手抗元,也许还可与朱元璋平分天下,而不至于落个“妥协”与被“招安”那样不好的历史名节。

   通观历史,十有八九的农民起义领袖者都是死于安乐的。张士诚之败亦未走出这一历史的局限。《明史》记录,士诚“既据有吴中(江浙),吴承平久,户口殷盛,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士诚的女婿)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书法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占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以至于亡。”可见其懈怠堕落之程度矣!

   又据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彝寿所著《中国通史》载:张士诚领导集团高层人士,掌握一定权力后,便“大起第宅、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花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张士诚本人常年不出门,不理政事,终日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德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蓬舟楫以沉檀为之。”其婿潘元绍“娶美娼凡数十”。由于“士诚兄弟,骄奢淫侈,懈于政事于断判,权为元吏所窃。”张士诚之所以这般骄奢淫逸,大凡都是农民阶级“小农意识”,容易得到满足的缘故。一当自己割据了一方,即便躺在小小土皇帝的宝座上自鸣得意起来,再也不为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着想了。只要自己成了既得利益者,即使变节投降也居然心安理得,在所不惜了。就是那位已经推翻了元朝,夺取了政权,登上了皇帝大位的朱元璋,也只要自己做起了大明王朝的洪武皇帝,也便不再有当初起义之时的那般对封建王朝制度的深仇大恨了。所以,虽然王朝更替也是一种历史的推动和进步,但作为王权者本身,也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换汤不换药而已。遗恨的只是那些起义的追随者们,为那些既得利益者们铺垫权力的宝座和染红爵位的顶戴而白白作出了流血和牺牲。中国历史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定律大凡都是如此,张士诚也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实践,作了又一次历史的证实而已。所以,张士诚的失败既是他自身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运动的悲剧;既是中国农民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的不成熟。对于中国农民阶级革命的这种不彻底性,我们不必用现代农民的理念去作苛求,也不必站在当今时代去苛求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是总结和评说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已。自然也就不存在去贬低张士诚的历史功绩的问题了。作为张士诚的族姓们更没有必要因张士诚的失败而滋生沮丧和耻辱之感。何况,张士诚一介盐夫,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叱然轰轰烈烈了十四年,又何憾哉屈哉!

  

   经过对张士诚生平的基本了解,如果算是初步廓清了对他的历史认识和看法的话,那么,话题当直接转到张士诚与张谷英的渊源关系上来了。

   张谷英与张士诚的渊源关系,涉及到中国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理当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不是仅凭几个议论者简单的联想和推测就可以确定的。当然,对于重大历史性的问题,也是应该争鸣的。争鸣清楚了,无疑也是对历史的一次廓清和贡献,于史于今皆有益。即使一时争辨不清也对历史没有什么坏处,尤其对张谷英村的旅游开发更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许参与争鸣的人多了,还会形成一种特有的“张谷英文化研究”社会现象。从而,可以更有利于促进张谷英的旅游开发。

   下面我就张谷英与张士诚渊源关系的几个存疑问题,谈谈个人拙见。或许也能为兴趣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一点思考和探索上的帮助。

   (一)张谷英何以西迁入楚,落籍大山

   渭洞张姓族谱载:“予宗自西江迁楚,息肩渭洞。”可见张谷英的原籍不是渭洞,或吴或赣,东迁而来。

   问题是张谷英为什么要选择在渭洞这块莽莽林壑之中息肩落籍?

   六百年前渭洞不像现代这般繁华喧闹。那时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深山莽林,虎啸猿啼,除土著者无奈难徙以外,外来人是不会太多的愿意在这里息肩落籍的。然而,恰恰张谷英却千里西行,偏偏看中了这块草莽大山之地,究其原因,恐非完全出于这里的风水之故,似有避世隐居之愿。

   六百年前,正是元末明初时期。彼时元朝的气数已经衰尽,朝政腐败,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群雄逐鹿,恰好张谷英生此历史时代,又与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系同姓同乡。更为迷离的是《明史》中又有,张士诚兵困平江(苏州)时,其妻刘氏自焚齐云楼,有“二幼子匿民间不知所终”这样的记载。由此,人们面对张谷英村这片偌大而古老的民居建筑群落,唏嘘赞叹之中便自然要把张谷英与张士诚这两个历史人物联系起来。由此,也才有了张谷英可能是张士诚“匿民间不知所终”的二幼子之一,这样一个历史的发问。可见,这说法也并非是什么完全空穴来风,多多少少也总有一点历史的联系性。

   顺着这种联想推演下去:如果张谷英真的是张士诚“匿民间的二幼子”之一的话,那么,势必就是张士诚政敌——朱元璋,所不能容的斩草除根的对象。因而,也就肯定不能公开其身分。于是乎,便要深居隐庇起来。距吴楚千里之遥的楚地渭洞,大山与林莽蔽天,恰是最好隐世避居之地。于是乎,张谷英便选择在这块大山林莽之间落户了。

   再观其张谷英大屋之气势,亦非一般殷富人家所能营造得起的,尽管分期所建,但肇创者必有相当财力。张谷英乃将门之子,吴王之后,匿前必有充分的财力准备,始有营造之实力。如此联想之,推理之,似乎有其一定的相似性和合理性。不过,考据历史不是算“灵八字”,而是要讲求史证的,纯推理和想像不足以定论。是耶?非耶?看来难以确定。

   (二)为何张谷英之生卒年代在张氏一修族中未作详细记载

   考证历史首先要考证的是历史年代。一定的历史人物如果其活动不在相应的历史年代范围内的话,其考证结论是难以立定的。

   细读张谱,虽然张谷英所处年代大体在元末明初之间,但其具体生卒年月在一修族谱中却记载不详。由此,在确定其与张士诚渊源关系上带来了较大年龄差异。

   张谷英乃渭洞张姓的开族始公,且后人尚以其名名其村屋,其生卒年月乃至人生事略本当在谱牒中记载得清清楚楚的。然而,奇怪的是这样的始迁祖而没有谱牒的详细记载。时下他的生卒年月而是出于六百年后——1993年——他的子孙们为他建造陵园时,由几个族中长老所“推定”的一种“假设”。为了供研究者考证,现将谷英公第21代孙张飞儒和22代孙张胜利等先生,199151所撰的一分《关于张谷英生卒年代之初步论证》材料附录如下:

  

   附:《关于张谷英生卒年代之初步论证》

   第一代始祖张谷英之生卒年代,张氏一修墨谱未作记载。

   第二代(“文”字派)。

   张谷英之长子文质,一修族谱载:“北运。身故,葬紫金山。据相传如是。紫金山不知何属。”

   张谷英之二男文显;三男仲先,生卒均未详。

   第三代(“单”字派)。

   文质之长子张镇,生卒未详;

   文质之次子张暹,生于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33年),卒于明·景泰二年辛未(1451年),寿58岁。(44岁生子)

   文显之子张旭、张望、张敏,生卒均未详。

   第四代(“志”字派)。

   张旭之子志海,生于明·永乐二十三年甲辰(1424年);

   卒于明·成化六年庚寅(1470年),寿36岁。

   张暹之子志文,生于明·正统二年丁已(1437年);卒于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年),寿79岁。(26岁生子)

   第五代(“友”字派)。

   志文之子友升,生于明。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卒于明·嘉靖九年庚寅(1530年)。寿67岁。(35岁生子)

   第六代(“仲”字派)。

   友升之子仲荣,生于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年),卒年未详。

   以逻辑学推理如下:

   从第六代1498至第四代1437年,相距61年。即生育发展年限,平均生育发展年龄为30.5岁,按此年龄再从第四代志海生年1424年往上推至第一代始祖生年止,相距90年左右。据此,始祖张谷英约生于元代后叶之惠宗皇帝(顺帝)之第三年即至元元年乙亥(1335年)(顺帝之第一年和第二年为元统)。

   再关于张谷英的卒年。谷英公之第四代孙志文,寿终79岁。第五代孙友升寿终67岁,二人平均寿命为73岁。据此,谷英公约卒于明·成祖(朱棣)永乐五年丁亥(1407年)。寿73岁(虚)。

   此一推理方法,得到了当时来我村考察的湖南出版社萧元先生和杨光女士夫妇俩以及同来考察的贵州出版社许医农老师和卓雅女士的认可。所以,我们在1993年维修始祖祖坟墓(建谷英公陵园)时,已将张谷英的生卒年代载入了《始祖谷英公陵志铭》。

  

   撰于199151

  

   以上是张飞儒和张胜利两先生的推论所证,我们从中至少可看出一二点可信可疑之处来。

   一是谷英公作为渭洞张姓肇始开族先公连一修族谱都未作详细记载,更说明谷英公老先生西迁是有可能出于政治原因的。即使谢世了也不宜在短时期内公开自己的身份,以免遭至朱家王朝的政治追究。此类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二是张飞儒先生所推算的谷英公生辰年龄与张士诚“匿民间之幼子”存有较大岁差。张士诚生于1321年,而张飞儒先生所推算出来的谷英公的生年是1335年,两者年龄相差仅14年(岁)。也就是说张士诚只比张谷英年长14岁。14岁显然不可能构成父子之间的代际关系。除非张飞儒先生的推算有误(事实上也难以准确),否则,凭此岁差是难以证实他们之间所存有的“父子”关系的。

   (三)张谷英何以延至十代之后方有明指挥使之说

   张谷英任明指挥使之说,始见于谷英公之第九代孙张登宇先生的墓志铭。为了考证其说,有必要先考证一下明代指挥使这个官职的来历。

   查阅明史有关资料,甫知指挥使之官是明初官制改革的产物,是明代政治机构之特有。

   朱元璋推翻元王朝,甫建大明政权时,是承袭元朝体制,进行国家机构建构的。然而,不久朱元璋就发现前朝元政存在着许多弊端,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的那样:“胡元入主中国,非我族类,风俗且异,语意不通,遍任九域之中,尽皆掌判。人事不遍,文墨不解,凡诸事务,以吏为源。文书到案,以刊印代押,于诸事务,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后,风俗虽异,语言文墨且通,为官任事,略不究心,施行事务,仍由吏谋,比前历代贤臣,视吏卒如奴仆,待首领官若参谋,远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众,往往蹈袭胡元之弊。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并不周知,纵是文章之士,不异胡人。”(《明大诰·胡元制治第三》)这就是史称的所谓“明承元弊”。元朝的这些弊政,权力极为分散,官吏极不负责,政事极为疲惫,极不利于中央高度集权。于是朱元璋于洪武九年(1376年)开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

   这场改革《明史》是这样记载的:“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书省,以京畿应天诸府直隶京师。后乃尽革中书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又置十五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制行都指挥使司,而于京师建五军都督府,俾外都指挥使司以其方附焉。”(《明史》卷40《地理志序》)

   当时朱元璋所推行的这场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撤消丞相制,建立六部制。即“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从而结束了自秦汉以来所存在的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统治。

   并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市、按三司,分管地方各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改变了原行中书省长官独揽地方大权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中央机构中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

   这场改革全国在政治管理体制上总体上形成了两大系统,一是行政系统六部——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府〈直隶布政使司的州〉——县〈府属州〉四级管理体制。二是军事系统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直隶都督府的卫〉——卫〈直隶都司的守御千户所〉——千户所的四级管理体制。

   在地方管理体制上废除前元朝的行中书省〈就是省称〉,即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当时前元全国共设有11个行中书省。改革后全国共设有11个布政使司和北京、南京两个直隶区〈相当直辖市〉,即所谓“国家两畿十三省,………即今之九州也。”布政使司和直隶区下辖193个州、1172县(州)。县以下为里甲制,全国约近7万个编里。

   在地方军事机构设置上,创立了卫所制,即于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统于各地都指挥司。都指挥司隶属于中央的大都督府。到了洪武十三年便又废行了大都督府,改设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而危及皇权。卫所还实行屯田,耕战结合。这些官制的改革对明初皇权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至于指挥使司的官职设置,按所处地域不同其级别也有所不同。

   京卫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

   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1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2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4人。

   行都指挥使司的设官与都指挥使司等同。

   这些指挥使司内部职官分工是: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常以一人统司事,曰掌印;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曰佥书。

   对于指挥使司中任职官员,朝廷是极为重视的,不论指挥使、同知、佥事,皆由中央“考其才者充之”。

   从以上明初时期的官制改革和设置来看,可以确信当时确有其指挥使司这个地方军事机构的,也确有指挥使这个官职。而且其级别多是正二品或正三品级的官阶。

   至于张谷英是否担任过指挥使这个职务,就其分析来看,至少有如下一二存疑。

   一是在年龄上有存疑之处。张士诚生于1321年,谷英公生庚如果按经张飞儒先生推算生于1335年的话,那么,彼此长幼仅有14岁,显然如前所述不能构成“父子”间的代际关系。同时,14岁尚属未成年之人,也不符合任指挥史的年龄条件。但,如果按张士诚卒年推算的话,张士诚卒于1367年,张谷英生于1335年,即张士诚死时,张谷英按算则有了32岁。加之,明初官制改革是在大明王朝政权正式建立之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应该到了1370年),此时张谷英应是35岁左右了。当然这个年龄正是年富力强大好任职的年龄期。若如此,又与所谓张谷英系张士诚隐匿民间的“幼子”之说难以吻合。

   姑且不必在年龄上去作纠缠,不过,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张谷英确是张士诚的“幼子”的话,那么张士诚与朱元璋应该是互不共戴天的政敌,朱元璋怎么会把指挥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职务给其政敌之子去担任呢?即使朱元璋宽大为怀,给予相应的安抚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是给个虚衔的闲职而已。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张姓肇始之祖,又有如此显赫荣耀的政治身份,本当在当初一修族谱中就要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缘何却在作古一二百年后,直到第九代孙张登宇的墓志铭中才出现这样的记载?

   所有这些存疑与矛盾,都是值得认真考证和商榷的。

   (四)张谷英是否与张士诚其他家族成员存有关系

   如果张谷英“幼子”之说尚难以自圆其说的话,那么,张谷英是否还与张士诚其他家族成员存有某种血缘关系呢?为此,让我们来逐一考察一下张士诚当时的家族成员吧!

   据我搜索《明史》资料所知,张士诚的家族成员大凡有三个弟弟、一个女婿、两个幼子,两个养子。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些人,在张士诚时期又各处在什么地位?后来,又各自归于何处了呢?

   先来追溯一下张士诚的三个弟弟:

   大弟张士义,二弟张士德,三弟张士信。他们都参加了当时张士诚领导的“杀丘义、灭富家”的“盐田”起义。《明史·张士诚传》载: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亭人。有弟三人”。士诚因穷贫常受富家尤其那个弓手丘义的凌辱,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从这段文字记载可知:张士诚的这三个弟弟都是跟着张士诚一同参加了起义而步入军伍的。

   然而,张士诚这三个弟弟在跟随其兄的革命过程中,后来都又各自怎么了呢?

   先看看大弟张士义:自从随兄张士诚“杀丘义,灭富家”,参加“盐田”起义后,便销声匿迹,不再见有文字记载了,其生死去向也都不明确。

   再看看二弟张士德:他是其兄张士诚的得力助手和“功臣”。《明史》中多有关于他的事迹记载。《明史》言:“士德小字九六,善战有谋,能得士心,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擒,士诚大沮。太祖(朱元璋)欲留士德以招士诚。士德间道贻士诚书,俾降元。士诚遂决计请降。……士德在金陵竟不食而死。”可知士德在常熟战役中被朱元璋所俘后,竟绝食死于狱中。

   三弟张士信:亦是其兄张士诚的肱股,《明史》中载:“二十三年九月(1364)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尊其母曹氏为太妃,置官属,别治府第于城中,以士信为浙江省左丞相。……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破平江(苏州),丞相士信中礮死。”可知士信是被朱元璋石炮击中而阵亡的。

   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二十六年(1367)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后,即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绍为腹心”;后来,朱元璋攻士诚,潘元绍兵败乌镇而降。张士诚被困平江时,潘元绍尚受朱元璋大将徐达之遣,曾出面对其岳丈张士诚作过劝降。

   张士诚的所谓两幼子,史书载:13679月,“方士诚之被围也,语其妻刘氏: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答‘君无忧,妾必不负君。’积薪齐云楼下,城破,驱群妾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亦自缢。有二幼子匿民间。不知所终”。但此处仅言“二幼子”,并未言明二幼子隐匿时到底有了多大年纪。

   张士诚的养子之一,曰“五太子”。史书载:“五太子者士诚养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跃丈余又善没水。“在朱元璋与张士诚湖洲之战中,兵败而降。

   张士诚的又一养子,叫辰保。张士诚妻于齐云楼自焚时,命其纵火,辰保亦自缢而亡,同归于尽了。

   除上所述外,史书中再未提到过张士诚还有什么其他的家族成员了。仅此,除大弟张士义生卒不明外,其余皆各自载明了去向。

   至于张士诚自己在兵围平江时,《明史》倒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记载:“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朱元璋)大军进攻平江(苏州),筑长围困之。士诚拒守数月。太祖(朱元璋)贻书招之‘古之豪杰,以畏天顺民为贤,以全身保族为智,汉窦融、宋钱俶是也。尔宜三思,勿自取夷灭,为天下笑’。士诚不服,数突围决战,不利。李伯升知士诚困甚,遣所善客逾城说士诚‘初公所恃者湖洲、嘉兴、杭州耳,令皆失矣。独守此城,恐变从中起,公虽欲死,不可得也。莫若顺天命,遣使金陵,称公所以归义救民之意,开城门幅巾待命,当不失万户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复失之,于公何损?’士诚仰视良久‘吾将思之’。乃谢客,竟不降。士诚故有勇胜军号‘十龙’者,皆骁猛善斗,每被银铠锦衣出入军中,至是亦悉败,溺万里桥下死。最后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汹汹然无固志。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城破,士诚收余众战于万寿寺东街,众散走。仓皇归府第,拒户自缢。故部将赵世雄解之。大将军达(徐达)数遣李伯升,潘元绍(张士诚女婿)等谕意,士诚瞑目不答。舁出葑门,入舟,不复食,至金陵,竟自缢死,年四十七,命具棺葬之。”

   这段历史记载,向我们交待了张士诚兵困平江(苏州)时,曾两度自杀。第一次被麾下部将赵世雄解救,未遂。第二次是他被俘后解押金陵中自缢而亡。既然是自缢而亡,肯定不是“替身”而死。像这样的政治“要犯”,且死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又何以“替身”得了呢!由此,有论张谷英即张士诚的说法,恐怕也难以确认。

  

   在本文结尾的时候,笔者就张谷英的身世之谜当提出如下归纳性的拙见:

   (一)张谷英是元末明初的一位都指挥使司的指挥使,与元末明初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无直接血缘关系。至于西迁隐居之故,可能是出于当时某种其他政治原因。之所以生卒不详及其政治身份直到第九代才始有记载,也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归隐之故。

   (二)张谷英可能是张士诚“匿民间”的二“幼子”之一,至于年龄上的差异也可能是张飞儒和张胜利两先生推测之误。至于生卒不详和指挥使身份直到身后二百年才始见记载,亦许更是出于政治隐居之故。

   (三)张谷英即张士诚之谈也值得重视,不排除张士诚自缢金陵之前作了替身之掩。

   (四)张士诚家族成员中仅其大弟张士义,史书不见记录,生死去向不明,是否张谷英即张士义?这也是一个值得追溯和考证的历史存疑。

   总之,考证历史是一宗很严肃的事情,属于科学。科学是求真的学问,凭不得臆想和推测。所以,在没有取得充分史据材料之前,是不能妄下结论的。然而,科学源于幻想,考古也同样允许推测。没有联想和推测也是不能开启思维的。但推测和联想都只能是考证历史的一种辅助手段,真正的定论还要靠直接可信的史据材料。

   何谓史据?史据就是对历史考证的直接材料。然而这些史据,相隔数百年,又到哪里去找?既然,张谷英出身那么不平凡,指挥使确系朝廷二三品级军事大员,应该朝廷是有其存录或其他记载的,只是那些故纸堆太多,尚未能发现而已。这就要靠学者们苦苦查阅和追溯研究的了。如果,历史性的文字记载一时难以发现,或许早已遗佚无记载了,那么,就只有寻找和挖掘地下文物了。我想像张谷英这样的知名人物,也应该有被埋藏在地下的历史记载及其他相关实物资料的。若能发现其一二便可知其大略了。

   我想张谷英是值得考证的。考证张谷英其人,就是考证张谷英其屋;考证张谷英其屋,就是考证元末明初这段社会历史。考证张谷英其人其屋其史,就是考证和挖掘张谷英村这片古老民居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自古以来,人与物是不可分的。人物者人和物也。只有考证了张谷英这位张谷英村古老民居建筑开创者的真实历史身份,才能把张谷英村这片古民居建筑,还原于那个社会历史时代背景,才能真正了解肇创者谷英公的真实初创意图和目的,才能真正揭开和破译出其中的内在隐密。否则,它再好也只是一首佚名诗。尽管佚名诗也诗律优美,诗风开阖,但还是难以读出原作者初创时的那般心情和感受来;更难以读出当时社会时代的那种历史原始意义来。脱离作者的作品,脱离社会时代的作品,权当是一种“纯艺术”。纯艺术当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作者与艺术,艺术与时代的完美结合。只有作者与艺术的结合,与历史时代的结合,才更赋有灵气,才更寓有生命,才更有艺术的升华。因而我祈愿张谷英身世之谜,能够尽快解开。

来源:《张谷英风物史话》
时间:2013-11-24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