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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英公名裔探踪

余振东


  

   人生最大的精神寄托和希望是什么?是自身的满足吗?是也然,不完全是也然。所谓是也然,是因为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和奋斗,已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而感到满足和欣慰。所谓不完全是也然,是因为更希望自已开创的基业能够得到永恒的延续和更大的发展。由是说,那么,人生最大的精神寄托和希望,也就不完全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祈愿后人对前人的超越。

   事实上后人若不能超越前人,则意味着事业已经走到了停滞乃至萎缩和衰落的尽头。只有后人超越了前人,才标志着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兴旺和辉煌。对此,尽管前人也知道“死去元知万事空”,而并不能看到后人对自己的所谓超越,但人的生前愿望却是那么本能地存在。

   那么,后人对前人的超越标准又是什么?不外乎有财富的超越,学识的超越和身份与地位的超越等等吧。但在这诸多超越的存在中,恐怕最大的超越还莫过于在身份和地位上的超越。

   在封建社会中人的身份和地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价值”。“价值”从何而来?俗云:“世事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因为,“欲高门第则快读书”。即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龙门者,入仕之门也。古人称入仕,还叫蟾宫折桂,也是说就像登上了月球折起金桂那样的不凡与荣耀。

   张谷英老先生是600年前的古人。张谷英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十分讲究“官本位”的时代。大凡人同此心。他老人家千里迢迢,“由吴人楚”,沿途堪舆,寻觅风水,开基创业,又何尚不希冀自己的后人出人头地,蟾宫折桂,“一登龙门,而身价百倍”,超越自己,光耀门庭呢?!

   张谷英老先生虽然自己的官也做到了大都督麾下的指挥使,尽管因其政治原因,而解甲归田、隐身草野了。但其“官本位”的观念还是没有泯灭的。此又何止张谷英老先生,通观历史即使因怀才不遇或时运不济而隐居的人,尽管他们一时抱怨离开了官场,做了隐者,其实他们祈想再度出山入仕的本愿还是很强烈的。晋陶渊明算是一个隐者吧!不见得他对自己的选择就无怨无悔。即使他自己不抱怨,后世人也就不一定都欣赏他的选择。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当他读到陶老先生《归田园居》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荷锄带月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时,则掩卷叹息:“以夕露沾衣之故,违愿者多矣。”可见苏东坡是下不了弃官隐居,甘心“夕露沾衣”这个决心的。其实陶老先生也未必那么坚强,诗中“但使愿无违”不也隐隐流露了丝丝幽怨和动摇么。还有作官心更迫切的,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别看他是一个“楚狂”之人,高傲得竟然要杨国忠为他捧砚,高力士为他脱靴,表面看来他是一位蔑视权贵的典型,然而,他内心倒是要做官得不得了。他曾写过一封信给荆州长史——韩朝宗,叫《与韩荆州书》,他在这封信中曾肉麻地向韩朝宗讨官。

   信之开篇他(李白)便极尽阿谀奉承地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岂不以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书中“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意为: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吧!我就是那个自荐者毛遂。

   接着他(李白)又自我介绍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求)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拜见)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全是一番自我吹嘘)。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又是一番阿谀奉承)。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又是一番自我吹嘘)。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令,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成佳士(放势吹捧)。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又以激将法讨官要官)”

   经过一番奉承、吹嘘、激将、讨要之后,李白还进行了一番表白,他说:“……,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侯之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从李白的这封给韩荆州讨官信中,即可知“官”这个东西给世人所产生的巨大诱惑力,从而,也反映出了世人对它的追求与膜拜!

   还是那个李白,到了四十二岁,突然接到了当朝皇上唐玄宗的诏书,召他人翰林院待诏。你说李白接到通知后,当时是何等地高兴啊,他当即写了一首《南陵别儿童入京》的诗,诗曰: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诗中那种冲动,那种张狂,那种兴奋劲己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又是叫小孩快给自己“烹鸡酌酒”,又是拉着儿女一起“起舞高歌”,如此狂欢了整整一天,一直闹到红日西沉,出门之时还在一路“仰天大笑”……如此所喜所狂者,无非是证明自己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蓬蒿”之人而已。此情此景又何止李白,你看唐代另一个大诗人孟郊,不是金榜题名后,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么!这恐怕是每一个世俗之人的共同心态。

   陈独秀在他回忆录中,不是也记录了他和他母亲对科举的崇拜么。他说“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赶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

   张谷英老先生不也一样希望自己的子孙一个个骏马高官,花翎顶戴,御道金阶,出人头地么。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由于有政治权力、经济财富与社会名望这三种主要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情况,而政治权力又是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所以“仕”成为主要的出路。

   然而,封建社会是世袭制社会,作为平民百姓,又如何能独辟蹊径,进身仕途,步入上流社会?那就是一条路——“学而优则仕”。

   然而,科举之路源于教育。那么,古代的教育体制又是怎样的?

   明清时期的学校主要有两种:即国学和府、州、县学。

   国学是中央一级的官办学校,称国子监,古称太学。太学也就是古代的大学。太学其名始于西周,东汉太学大为发展。魏晋至明清,太学与国子监同时设立。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在太学读书的叫太学生,在国子监读书的叫监生,或称国子监生。监生(太学生)都是一种出身,可以得官,也可以通过科举做官。

   监生,因来源不同有各种名目,大体有四类即贡监、荫监、举监、例监。以贡生资格入国子监读书的称贡监。

   贡生是从府州县学的生员中选拔保送人国子监读书的高材生。所谓“贡生”,意思是从府、州、县学中把品学最优的学生选拔出来,像“贡品”一样献给皇帝。贡生又有许多种类,明代分为岁贡、选贡、恩贡、纳贡四种,每年或二、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监读书的称为岁贡。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的生员充贡,称选贡。遇皇室庆典,根据府州县学岁贡常额特许加贡一次,称为恩贡。生员纳捐(出钱买入学资格)入监的称纳贡。

   清代的贡生有六种:岁贡、恩贡、优贡、拔贡、副贡和例贡。岁贡、恩贡与明代同,优贡、拔贡是从明代的选贡发展而来的,每三年由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的叫优贡,每六年(后改12年)由省学政从生员中从府、州、县学中考选保送人京的叫拔贡。在乡试录取名额之外列入备取的,可直接人国子监读书,称为副贡。例贡与明代的纳贡性质略同。荫监有两种,明代称官生、恩生,清代称恩荫、难荫。按父辈品级取得监生资格的叫官生,不按品级而由皇帝特给的叫恩生,时任大官或遇庆典给予的叫恩荫,由于先代殉职而给予的叫难荫,以举人资格入监的(会试未及第)称举监,由普通身份(非生员)捐纳(出钱)取得监生资格的称例监,也称民生或俊秀。

   府州县学是地方官办学校,一般称郡县学,别称庠序,也称儒学。凡经县试、府试、院试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就读的,通称生员,别称庠生、秀士、博士弟子员,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生试,简称童试,也称小考、小试。应试者无论年龄大小,均称童生,或称儒童、文童。童生一般先在私塾读书,待到一定程度才能参加童试。童试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三年两考:丑、辰、未、戌年为岁考,寅、巳、申、亥年为科考。初试未取者可再考。童生之县试共试五场,亦有试四场或六七场的。第一场录取从宽,取者准赴府试。接着取第一试前列者,提考于县大堂,谓之堂号,以县之大小自十至二三十名为额,由县官面试。自第二场后每场人数逐渐减少,取列第一名者称之为县案首,县试后续应府试。府试考官为管辖本县的知府,亦有五场,每场人数逐渐减少,录取者即可应院试。通过府试取得第一名的为府案首。

   院试亦称道试,院试之试官称学政,明代以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称提学道,多由京官兼任。清初沿明制,康熙四十年后,规定由京官任学政职者为提督学院,院试之称由此而来。学政于子、卯、午、酉乡试之年由京钦命简放,全省各府州县皆归其考试。

   通过院试确定录取生员,一一造具清册,三年两次解送礼部。生员分为三等:廪生、增生、附生。

   廪生,即由官府供给膳食(伙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廪生录取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岁贡限在廪生中挑选。

   增生,即在定额生员之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增生地位次于廪生。

   附生,是于廪生、增生之外另行增加的名额,因附于诸生之末,故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

   生员——廪生、增生、附生,均应人郡县儒学学习。郡县儒学均设有教官,县学称教谕,其副者称训导,府学称教授,州厅学称学正。

   生员在学习期间,要参加两种考试,即岁考、科考,由提学官(学政)主持,考试成绩分六等,三等以上有奖,四等以下要罚。岁科两试在一等、二等及三等前十(中小省前五名)名者,方可送乡试,称科举生员。科举生员之外的生员、因故缺考以及在籍监生、荫生、贡生名不列于学宫者,均须由学政考试,录取者也可参加乡试,名为录科;在乡试之前,未取得乡试资格的生员,还可再行补考一次,名为录遗,经过录遗录取的亦可参加乡试。

   童试不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及第者为秀才。秀才不能授官,但是可以被聘为长官的幕僚。虽说秀才不能授官,但也算得地方上的一个读书人了,且倍受到乡里青睐和重视。有一本齐如山写的《中国的科名》的一本书,书说:童生本不算一种科名,可也是一层阶梯,哪怕只考过一次县考,以此他在官府中就有了名,否则在国家机构中是没有姓名的,从此,姓名载上了国家学校的人名簿,比平民要受优待,例如:遇诉讼写状纸可写“童生某人”,公堂上虽还须跪着回话,但县官问话就客气多了,年老一点的“童生”,县官可叫他免跪,而平民是不能免跪的;小考时社会给的面子更大,到处受到优待,有事县官也得稍加庇护;“童生”年老去世后,神主灵牌上可写:“侍赠登仕郎”。

   如果一个童生经童试考起了秀才,虽说秀才还不能授官,但在政治方面也就具有比平民多的特权:

   诸如秀才与知县、教官等上公事,可写禀帖(有点近似私信色彩),而平民只能写呈子,可见知县和教官与秀才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平民百姓亲近多了;

   秀才犯事,官府查办,只可传讯,不是很大的问题不可拘提。过堂见官时也可以站立回话。即使遇有大罪不先革去秀才功名,则不能动刑。可见,秀才打官司要比平民好得多。

   地方如有公事,需要找衙门官府,平民百姓进不去,而秀才可以直接禀见县官;

   乡间红白喜事,必请秀才,乡间故有“秀才不可不请,席面多吃几顿”的说法;

   封建时代的大门都按身分有严格的尺寸规定,平民百姓的屋门限于七尺,而秀才家的屋门则高三寸,可以造七尺三寸。在皇粮国税上,秀才还可以少出一些地丁钱粮。

   至如秀才在平民百姓眼中更是有身价了。明·海端曾追忆其少年时代对秀才崇拜时说:“见闾阎父老,圜贵小民,同席餐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斋长也。”

   此外,学政还在不录取入学的童生中选拔佾生。佾生亦称佾舞生、乐舞生。是指在选拔到孔庙中担任祭祀乐舞的人员。佾生有文舞生、武舞生之分。

   以上还只是在校就读阶段,并未进入正式的科举考试阶段。真正的科举考试有三级。第一级叫乡试;第二级叫会试;第三级叫殿试。

   乡试。乡试是最初一级的科举考试。这种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地点在省城。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庆典加科为恩科。因考期年年定在秋季八月,所以乡试又称“秋闱”。参加考试的考生均是经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的本省生员与监生。乡试分三场。考试的日期都是固定了的,即每年秋季八月初九日考第一场,十二日考第二场,十五日考第三场。主考官负责总阅试卷,分别去取,核定名次,最后将录取名单及试卷奏报礼部,有的还转呈皇帝查核。录取者的试卷都要征送礼部查核,故查核又称磨勘。磨勘不仅是对举人试卷的复查,也是对主考官的稽核。乡试考取了的称举人,俗称孝廉,亦称中举。其中第一名称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招待考官及新科举人,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会试是比乡试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这种考试的考期定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地点在礼部,所以,会试又称礼闱或春闱。每逢丑、未、戌、辰年为正科,若乡试有恩科,则次年亦举行。

   会试,对应称恩科。参加会试的都是各省在乡试中考取了的举人。明、清制度明文规定,秋闱举人必须集中北京,先行复试,中式者方准参加会试。会试也考三场。考中了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会式录取者的试卷亦须磨勘,磨勘后还要复试,只有复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殿试。

   殿试。殿试是科举制中最高一级的考试。这种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期定在会试后同一年。参加应试者都是会试及第的贡士。殿试只考时务策一个科目。录取分三甲:一甲取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也称殿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别称鼎元;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所以叫做黄甲,一般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

   科举考试的命题是有严格范围规定的。明清时的乡试、会试,规定考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考生答题要仿宋代的经义,措辞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排偶,这种文体称为八股文,亦称制艺、制义、时文、时艺。

   考试的目的是要为“国家”选人才。因而,一经考上,就会按考试的成绩与级别授予官职。明、清两代,考取了状元的,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考取了榜眼、探花的,例授编修(正七品)。考取了二、三甲进士的,经过考选,入翰林院。入翰林院深造时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还要进行考试,只有成绩优良者,才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成绩平平者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不过,只要在二、三甲进士中考选入了翰林院深造的庶吉士,其“放官”(分配)也就仅次于一甲了。所以,凡能人翰林院做庶吉士的进士,也就早被人们视为储相了。至于,未被选入翰林院深造的庶吉士的其他进士,都会授予事中、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博士、国子博士或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明初监生也可以直接授官,有的还一开始就授予了布政使、按察使、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要职。其后科举发达,会试落第的监生,只选授小京官,或授府的佐官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了。

   呜呼!虽然“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然而,作为一名科举生员,尤其平民百姓家庭出身的科举生员,不说学费糜贵,上不起学,读不起书,除此之外,要经过如此之多的科举考试,才能跻身仕途,也是何其难也!难怪有人把金榜题名,比作蟾宫折桂的,简直真如登月球、摘丹桂那般“天方夜谭”,真是“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不过,开科取士,毕竟为平民百姓开了一个小小的“天窗”,为平民子弟铺了一条步入蟾宫的羊肠小径,它仅凭“学而优”便可“则仕”了。它给了平民百姓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张谷英公的后人们正是凭着这种“平等”的竞争,不少“有志者”,居然以艰难的奋斗和坚韧的毅力,步入了蟾宫,折取了丹桂,成了张谷英家族中的佼佼者和历史的幸运者。

  

   通观张谷英老先生“由吴人楚”,落籍渭洞,定居大山,凡600多年,传20多代,衍8000余丁,自第七代开始有详细家谱记载以来,他老人家膝下子孙一共出了进士1人、举人7人、贡生6人、贡员1人、佾生1人、庠生45人、太学生33人、当代大学生240多人。仅管600年历史长河,张族士子屈指可数,但在严格的科举制度下,作为一个深处大山的“平民”氏族,能有如此之多的凤毛麟角脱颖而出,也着实称得上“九族光彩新”的了。

   下面揆要介绍一下谷英公的膝下名裔吧!

   一、进士(1人)

   张瑶,是谷英公的第八世孙,也是谷英公膝下第一个和唯一个科举进士。

   据《张氏家谱》载,张瑶的父亲名张公点,是明朝嘉靖时期镇江的一位知府,堂堂四品大员,中宪大夫。张瑶的母亲雷氏,亦被皇帝诰封为四品恭人。

   关于张瑶的详细身世,查阅《张氏家谱》是这样记载的:“张瑶,字国信,明万历己卯科举人,次年成进士,擢刑部主事。时御史冯忠,论大臣得失,都御史汪鋐,欲置之死。瑶执不可得,减迁太平守。值旱蝗,令捕蝗者给予谷,民争捕之。蝗息。逾年乞归环堵宴如,征守镇江,擒盗有功,累官至广西参政。性沉毅,人不敢于以私。”

   县志载:兄瑶,弟珀、珏皆业儒,娶失考。

   一修族谱载:瑶“子汝吉、汝言、汝真、汝啟,四人俱无传。瑶生卒殁葬未详。相传兄弟均迁四川,不知何县。”

   再到1993年谷英公第十九世孙张彦兮先生根据族史资料,撰有一篇《张瑶传》并勒于碑,立于始祖陵园之侧。传曰:

   公讳伏瑶,字国信,父公点,明嘉靖时,官至镇江知府,诰封中宪大夫,母雷氏,诰封四品恭人。公兄弟五人,业儒者三。相传均迁四川,不知何县。而妻孥及生殁葬地,谱牒史籍失考。据湖南省志载,明嘉靖二年即1523年癸未中进士,尔后擢刑部主事,时御史冯忠,论大臣得失,都御史汪鋐,欲置之死,公执不可,后来减迁太平守。值旱蝗,令捕蝗者给以谷,蝗是以息。逾年乞归环堵宴如,征守镇江,擒盗有功,累官至广西参政。性沉毅,人不敢于以私。所治之域,遂动士庶讴歌。一生事业,桓桓昭彰者也。然则奈何入川,无处参明,盖因久失联系,而无史谱载。且夫弘扬先德,维修先莹,乃后人之职责,岂不伟哉!兹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上下同心,建始祖陵园,乘时昭显先人事业,于斯对公之奇功伟绩,推予作以铭碑。其赞曰:

   智高量远,笃信守仁。

   官擢刑部,赏罚严明。

   清高直朴,水清镜明。

   广西参政,俗美化淳。

   谷英公第十九世孙张彦兮敬撰并书

   1993年岁次癸酉农历仲冬月二十六日立

   从上述几处谱载和传记来看,可知张瑶出身进士,曾供职刑部,为人刚正,不惧权臣。然而,因匡正义,抵制奸佞,而一度被贬到地方的郡守一级。但他被贬地方后,依然进取,为官清正,人不近私。并在灭蝗、缉盗上,有功于民,因而再度累功拔擢,官至广西参政。后来不知因何原因,而举家迁往巴蜀,从而,失去了联系,中断了谱牒记载。尽管如此,作为这样一位蟾宫折桂的科举进士,谷英公的第八世苗裔子孙,其根毕竟源自祖籍渭洞张谷英大屋。即是现在我们走进张谷英村时,其敕赐张瑶的“进士”御匾,仍高高挂在古屋大门额首之上,依然是那样闪闪发光,熠熠生辉,展示着张谷英子裔们莫大的历史荣耀!

   二、举人(7人)

   张祖煌,谷英公膝下的第一位举人。祖煌公字任才,乃谷英公的第14世孙,且是又一位举人张祖炳的胞弟。祖煌公于清·乾隆十五年(1770年)庚寅科会试中获中举人,并于辛丑年(1782年)参加殿试,荣获一等名次,做了一名湘阴教谕。

   教谕是什么官职?教谕统称教职。州里的教职叫学正,训导,县里的教职叫教谕。他们都是州县主管教育的官员,接受府里的提学宪臣的提调和州县正官的领导。大概相当现在的一个教育局长。

   第二位举人是张祖炳。字文著、号敬亭;亦系谷英公的第14世孙,并是先科举人张祖煌的胞兄。他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科会试中获中举人。

   第三位举人是张绪液。字笔红,号芗林,册名一桂,系谷英公的第16世孙,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壬戍科恩科会试中举人。后掌教湖北青泪书院和岳阳慎修金鄂书院。据云:他在执管两馆书院时,治学严谨,桃李盈门,人誉“门下士多,掇魏科列显宦者,顾才皆出”。

   第四位举人是张昌楙。字廷佐,号皋臣,册名汝士,乃前科举人绪液公之子,谷英公的第17世孙。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酉科会试中获中举人。他的胞弟张翰臣,也是童试中的秀才。

   第五位举人是张绪梁。字奕山,号石门,他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甲子科会试中荣获第9名举人。

   第六位举人是张绪荣。字周切,原名周德,号连山,即谷英公的第16世孙,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科被钦赐为第四名举人。他的一子一孙也都分别获取了文武功名。

   第七位举人是张同堂。字允升,号汉溪,册名璧。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人泮,光绪十五年(1899年)己丑科中被钦赐为举人。

   纵观上述七位举人之中,有一门之内,兄弟双双同登黄榜的;有父子三人两中文魁的;也有祖孙三代共占鳌头的。在那千军万马挤科举这一“独木桥”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家族能够如此一门之内累登龙门,步蟾折桂,确是实实的不容易!诚诚然为天下佳话也。

   三、贡生(7人)

   贡生在科举制社会中是从府州县学的生员中选拔保送入国子监读书的高材生。上文已作了阐释,在此,不再赘述了。总之,在封建科举制社会中,一个家族要出一个贡生也是不容易的。

   然而,谷英公后人中仅清代入国子监就读和深造的贡生就有7人,他们分别是:

   ——谷英公第13世孙张继韶。继韶公字夔赞,号默斋,生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己亥,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出贡。

   ——谷英公第17世孙张昌燎。昌燎公字盛仪,号松轩,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恩科出贡。

   ——谷英公第17世孙张昌燃。昌燃公字光藜,号禄阁,册名校,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89)己酉,出贡年、科不详。

   ——谷英公第17世孙张昌烛。昌烛公,字玉珍,号崑山,生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出贡年月不详。

   ——谷英公第18世孙张同义。同义公字肫挚,号云衢,册名大鹏。清·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岁出贡。学成后,皇帝赏戴花翎,署长沙府益阳教谕,特授柳州直隶贵阳县训导。

   ——谷英公第19世孙张书禄。书禄公字殿安,号舜琴,册名午,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出贡时间不详。

   ——谷英公第19世孙张书熔。书熔公字墀阶,号韵梧,册名恩涛,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壬申补廪恩科出贡。

   四、佾生(1人)。佾生系乡试未录取的童生中选拔到孔庙担任祭祀的乐舞的人员。

   芬邨公。(具体不详)

   五、太学生(33人)。即在太学或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名单附后,请见P275-277

   六、(清)庠生(45人)。系州、郡、县学学生。(名单附后,请见P278-281

   此外,特举两公事略。

   一位是例授职员——绪栋公。另一位是清末时期的一位武庠生——长沙巡抚丁葆桢爱将——昌煌公;

   张绪栋,字隆吉,例授职员。他的妹夫方宗钧,也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官至开封知府。方宗钧先生撰有绪栋公传略,叙其肇造张谷英村之王家塅、潘家冲屋之业绩。(《传》见前P132-133

   再一位是张昌煌。昌煌公字崑盛,号树人,册名仁勇,邑庠生,侯补同知。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生平事迹有其房侄张家驹(张渥潜公)为他所撰传略于世。传曰:

   公讳仁勇,字崑盛,号树人,清时武庠生,入资为同知。咸丰甲寅乙卯年间,洪杨举义,名震华夏,而反之者,匪贼四起,各编其帜,混水摸鱼,有蒋姓者,纠集股匪,勒款于乡,公率练勇击斩之。

   上其事于湘抚骆文忠公,赏给公牌武器,一时和衷团练之名甲全县。公长身火色,武艺绝伦,而家故富,且折节下士,故能得人死力当蒋匪之就擒也。郡守丁文诚公才公之为,调公襄助军务,公以捍卫乡里而辞。贼平后,丁公升川督,乃走蜀从之,卒于重庆。

   公生平重然诺,敦族谊,意所不平,挺身蒙难,数因他人事陷法网,皆以计脱,最后携死士投状藩司,冲其驺从击长沙狱,携夜越严城,追骑不及亦己危矣。

   公考连山公,钦赐举人,兄艮三,负才略,与公相上下,顾义侠弗如。子名我弓,武庠生,继公董团务,而威望远逊。侄磊卿,县学附生,兼精技击,长沙之役,助公脱险,亦智谋之士也。

   赞曰:清代中兴名将,半出团练,罗忠节,李忠武其尤也。公才艺足以建功,顾欲不与罗、李辈并驱中原,何耶?则家族之观念之重也。然艰苦奋斗,一乡以安,厥功伟矣!

   房侄孙家驹谨撰

   以上,皆是谷英公膝下的科举士子,亦是谷英公膝下的深有名望的后裔。

  

   中国的科举制度源于汉,始于隋,立于唐,完于宋,盛于明、清,废于清末,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了1300余年。

   在这13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这种文官选拔制度为封建社会产生出了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和数百万名举人,还有许多不计其数的秀才。不少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大都出自它的选拔之中。不容否定这种文官选拔制度为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维系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作用。乃至这种文官选拔制度,从宋元以来对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东方国家,对法国、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在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中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从而,它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然而,这种制度到了清代末年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它猥亵了读书人的心灵,禁锢了社会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上书皇帝,厉言“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于是曾被西方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在一片非议和诅咒声中,终于于1905年由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诏谕天下宣布废止了。

   废除科举制度后,西学东进,一些新式学堂兴办起来了。新学不再禁锢学生埋头读经死啃故纸了。其培养方向,再也不是封建官吏,而是一些从事实际业务的有用人材。

   辛亥革命后,共和初立,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教育部,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应实行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他把这五种教育概括为体育、智育、美育和德育。历史从此步入了一个西学东进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内,张谷英家族仍不忘耕读,也办起新学——鼎新学校,进而出了不少经世致用的适用型人材。诸如《岳阳民报》奠基人——第一任编辑——张诲痴;鼎新学校第一任校长——张渥潜;鼎新学校第一任教务主任——张博如;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张羽初、张翊华等,他们都是张谷英现代家族中的杰出代表。

   张诲痴,名同经,字纬才,册名圣恒,是个郡庠生。他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己已,系谷英公的第19世孙。在中国近代他与岳阳县十步桥刘次征等共同创办了《岳阳民报》,并任第一任编辑。相传张诲痴也是一个不畏权势的人。据说当时岳阳的知县姓何,是一个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狗肉的无能之辈,不能公正审案。为此,张编辑诲痴公对他戏之曰“何知事,知何事,何能知事;莫审判,审莫判,莫可审判。”诲痴公著有《自由诗草》流传于世。

   张渥潜,名家驹,也是谷英公的第19世孙,生于1888年,卒于1951年。其祖父张锦山,其父张云衢,皆饱学之士。渥潜公出于书香门第,他发挥的学识与才智是在社会革故鼎新时期,致力教育救国兴邦,为首创办了张谷英村第一所新型学校——鼎新学校,并推任第一任校长。他任校长时“鞠躬尽瘁,废寝忘餐,栽培桃李,遍及江南”。是张谷英村新学的第一位奠基人。

  

   “一唱雄鸡天下白”。历史的航船驶过长长的“三峡”,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驶进了浩瀚壮阔的历史新时代。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张谷英老先生的名裔英才更是乘雷而作,俊彩星驰,灿若繁星。新中国后仅张谷英这个2000多人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就有多达240多人考入了大专院校,其中多有学有所成者。诸如:

   谷英公的第二十世孙张路琦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研究生学位。

   谷英公的第二十一世孙张大光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研究生学位;

   谷英公的第二十一世孙张碧星获博士学位;

   谷英公的第二十二世孙张星彩(女)留学于美国纽约艺术学院;

   谷英公的第二十二世孙张庭芳(女)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谷英公的第二十二世孙张帮念留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谷英公的第二十二世孙张一平留学美国密苏里州大学;

   谷英公的第二十二世孙张德秋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获硕士研究生学位;

   谷英公的第二十三世孙张汉马留学英吉利,攻读博士后;

来源:《张谷英风物史话》
时间:2013-11-24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