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村镇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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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等级关系的物态化表现

唐凤鸣 张成城


  中国传统建筑有别于现代都市建筑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以“院”为基本形态。在旧式院落中,寻常人家的小四合院,都有一个正房居中,然后两厢分列,正房供摆神灵或祖宗牌位,两厢依距离远近,分别住着院中地位不等的人。它俨然是旧的宗法社会中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关系的展现。

  湘南民居建筑体现了社会的现实人际秩序,它以木、砖材料书写了人间生活中阶级品秩的状况,而在这里人间品秩的关系是以一部分人可以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来体现的,并且高居在上者是其少数,这样一种权力关系也就是社会压迫的问题。这种文化资源说到底,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礼”的规定。“礼”作为一种仪式,在人们的言谈中,姓名排辈中,乃至服装、车马、居室等方面都有若干规定,关键的并不在于“礼”所制定的各种品秩在生活规格上的绝对数字,而是在各级人依等级差异而体现的相对数字的差异。假如一位一品官员的官宅正门可以宽达5米,那么二品官员就4米,三品官员再递减,以此类推。若低一品级的人在这方面超过了高一品级官员的规格,就是超越了礼法。它在政治上非法,在道德上也是受到谴责的。

  台基的重要技术功能和审美功能,使得它很早就被选择作为建筑上的重要等级标志。历代对台基的高度都有明确规定。《礼记·礼器》在提到“以高为贵”时,列出了“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的台基高度规制。一直到清代,《大清会典事例》仍然延续着对台基高度的严格等级限定:“公侯以下,三品以上房屋台基高二尺;四品以下至庶民房屋台基高一尺。”台基的高低自然地关联到台阶踏跺的级数,即“阶级”的多少,“阶级”一词后来衍生为表明人的阶级身份的专用名词,可见台基的等级标示作用是极为显著的。不仅如此,在同一建筑组群中的主次建筑之间,台基的高度也有明显的差别。当然,通过对台基等级的控制,也有助于区分建筑之间的主从关系,从而加强组群自身的整体协调性。

  宗利,作为维系家族制度重要工具的祠堂大为普及。宗祠建筑在湘南许多村落都能见到。这种宗祠是独立的院落,有的位于全村的核心部位,如宜章谭氏宗祠;有的依“左祖右社”原则,位于村落左方,如桂阳敖泉唐氏宗祠。宗祠建筑比一般住宅高大,大多为二三进的院落,如雷氏宗祠。后进正堂内,是供本族历代祖先神主牌位。每次祭祀,由族长率全族成员拜祭,仪式隆重,列为最重要的宗族活动。实际上,宗祠不仅是祭祀场所,还是处理宗族事务、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也可在宗祠里进行。这些表明,宗祠已成为家族礼制活动的多功能建筑。祠堂建筑在强化家族意识、延续家族血脉、维系家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另外,牌坊可算是最突出的礼制性建筑小品。它是由具有防范功能的实用性坊门脱胎演变成了标志性、表彰性的纯精神功能的牌坊,如汝城的绣衣坊。明清时期,牌坊用得很普遍。既用于离宫、苑囿、寺观、宗庙、陵墓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前导,起显示尊贵身份,组织门面空间,丰富组群层次,强化隆重气氛等作用,也用于街衢起点、十字路口、桥梁端头,起标志位置、丰富街景、突出界域的作用。牌坊大多在显要部位设正楼匾、次楼匾。这种楼匾和坊额提供了题写彰表颂词的最有利条件。古人总是充分利用这个条件,使牌坊成为弘扬礼教、歌功颂德、旌表功名、彰扬节孝的最隆重形式。如宜章黄沙堡的贞节牌坊,就是为了歌颂一名姓黄的姑娘,为还没成亲的丈夫守贞节而终身未嫁。

  明清时期湘南民居,突出的以理制作为建筑主导,这是古代伦理理性精神给建筑带来的独特现象,是“礼”对建筑制约的最显著表现。

来源:《湘南民居研究》
时间:2014-04-04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