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村镇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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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的历史和民族文化

湖南省建设厅


   通常人们所说的“湘西”,实际上包含了湘西、湘西北和湘西南,即湖南省行政区划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湘南永州市的江华县、宁远县部分地区。严格意义上的湘西,即本书所论述的范围,专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包括吉首市和凤凰、永顺、龙山,保靖、花垣、古丈、泸溪7个县。这里是湖南省内两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南省西部边陲,属于云贵高原的东北边缘,其北面就是闻名世界的武陵山脉张家界风景区。境内山峦重叠,林谷深幽,沟壑纵横,溪河交错,是典型的西南山区地形。在地理上湘西地区属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湿润气候地区,气候温暖,冬暖夏凉,四季分明。这里自然风景奇美,人文景观、历史遗存和民族文化非常丰富。

   中国古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文化主要发源于中原地区,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属于南蛮之地的湖南是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是事实上,早在石器时代就有远古先民在此生活,湖南境内目前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有数十处。商周时期,这里的文化渐趋发达,迄今为止,湖南境内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很多都堪称国内最精美的青铜器,如著名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春秋战国时期,湘西地区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时为“五溪苗蛮之地”,属楚国疆域。据本县出土的文物考证,当时汉文化已影响到这里。楚文化的灿烂辉煌使湖南地区的文化艺术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湖南境内为数众多的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是这一时期文化艺术水平的写照。秦朝统一,分天下为36郡,此地属黔中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更黔中郡为武陵郡。秦汉时期,这里的文化艺术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中原地区,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艺术品,可以说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与审美水平。湖南地区古代文化的特殊之处,是一方面存在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存在被称为南蛮的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两者在矛盾与冲突中不断相互交融,创造了湖南地区多姿多彩的古代文化。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九黎、三苗、百濮及古越人等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与中原华夏文化保持密切的联系。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今天湖南境内的土家、苗、侗、瑶等少数民族。

   湖南省内目前拥有汉、土家、苗、侗、瑶、白、回,壮、维吾尔等20多个民族,其中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迁徙而来,还有少数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工作流动而迁移到湖南的。真正属于在湖南本土生长、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是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瑶族这四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占湖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95%。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居住地比较集中,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建筑特色。

   在湘西自治州地域内居住的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发山区,从事农林种植和畜牧生产,艰难地维持着生存。他们能歌善舞,保持着传统习俗,在纺织、蜡染、刺绣、编织、雕饰等方面,创造出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手工艺术作品。他们多聚族而居,形成村寨,积极适应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出多种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形式,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与居住环境,丰富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宝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1957年,设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驻吉首市,所辖范围包括吉首市和永顺、龙山、古丈、凤凰、保靖、泸溪、花垣7个县。辖区面积15463平方公里,人口273万,其中土家族、苗族占总人口的73%,构成了当地主要的民族主体。

   湘西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龙山、永顺、保靖、古丈等县。

   土家族原属古代“蛮”人的一种,与古代巴人有渊源关系。有人认为是战国时期进入湘西的巴人一个分支的后裔,或认为是湘西土著与外来的巴人、汉人融合而形成,秦汉时期仍处于火耕水褥,渔猎山伐,种姓血缘关系的部落生活。尽管自秦以后中央政权在此特设郡县,派驻官吏,但控制松弛,时断时续,且战争频繁,其内部各势力发展亦变化不定,尚处于不稳定状态。唐代设置羁縻州县,对归顺中央政权的边地民族首领委以官职,并准其世袭,加强了边地民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还通过“贡赐”,促进边地的稳定和民族间的交流。唐末五代动荡之际,土家首领乘势割据称雄,自署刺史。唐中和元年(881年),“溪州蛮”彭土愁拥有五溪地区20州,自立靖边都誓主。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攻楚失败,次年与楚王马希范结盟,铸铜柱立于会溪(现存永顺县王村镇)。从此土家部落相对稳定,彭氏世袭统治达800余年,并形成封建领主经济。宋袭唐制,设宣抚司、安抚司,文化交流有所加强,生产有所发展,但仍处于刀耕火种,兼事渔猎的阶段。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中央政权先后在辰州、澧州等土汉杂居地区实行土兵屯田制度,设土丁弓弩手,计口授田,且耕且守,以防土官扰掠,使部分土民脱离了对土家领主的依附关系。元代建立土司制度,明代更臻完备,实行军政合一,寓兵于农,使土民活动地域更加稳定。明洪武二年(1369年),设永顺军民安抚使司于永顺麻岔乡太平山南麓,成为土家族的都城,今称老司城。至清雍正八年(1730年)的三百多年间,这里一直是湘西北土司的政治中心。

   据史籍记载,土家都城曾有“四门”、“八街”,“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至今仍留有部分城墙和城内道路遗迹。现存土王祠是当年土司王宫殿的最后一进,祠内供奉着历代土司王的神位。祠前两侧留有两眼青砖拱洞,称“凉洞”和“热洞”,相传为土司王休憩之所。距土王祠3公里之外的祖师殿是一座道教祠堂,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现存建筑三进,气势宏伟,由于受到汉族官式建筑的影响,体现出较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土司统治的等级制度森严,房屋建筑方面规定,土司衙署“绮柱雕梁,砖瓦鳞次;百姓则叉木架屋,编竹为墙;舍把头目,许竖梁柱,固以板壁,皆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僭越之罪”。因此,土家族建筑普遍保持着“依山茅舍,编制泥墙”的特征。明中叶,永顺宣慰使彭显英曾几度奉诏率土兵南征北战,晚年他在永顺灵溪镇北筑“猛洞别墅”,建花园、钓台、祭坛、祠庙等。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永顺、保靖土兵又被调往东南沿海抗击倭寇,连连告捷,被誉为“东南战功第一”,受到明王朝的表彰,老司城亦因此续有修建。万历年间,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设若云书院,为其书院建设之始。但当时不准土民读书识字,“违者罪至族”。明代对于土司防范甚严,曾在土汉杂居的边缘地区设卫所,建关隘,驻重兵,实行“土蛮不许出境,汉人不许入峒”的民族隔离政策。明末清初,土民中土地私有已有发展,地主经济开始出现。清雍正八年(1730年),中央政府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解散土兵,设置府州厅制,直接委派官吏和派兵驻防。从此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迅速发展,打破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限制,大批汉民及工匠迁入,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集市贸易兴盛,行会组织出现。学宫、书院、义学随之得到建设发展,推广汉文、汉语。同时强制改革生活习俗,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以致一些原住的民族特色逐渐消失,建筑方面也接受汉族传统的影响,二者差别逐渐缩小。

   土家族在继承先人多神崇拜的基础上,较早接受了汉文化和佛教、道教的影响。他们崇拜土王和白帝天王,相信土王死后能化作神,建有土王庙或土主庙、土王祠,或设像于摆手堂,供奉土王彭士愁、向老官人、田好汉等。还有八部神庙,奉祀土王的八大将。原土家堂屋正中亦设坛供祀土王,而自家祖先只能供于屋角门后,或不供祀。清初实行改土归流后,才设祖先神位于家宅堂中,或修建宗祠供祀家祖。土家族村寨到处设有土地神庙,分为山神土地、家先土地、梅山土地、冷坛土地、灵坊土地等,各有职司。其他如四官神(财神)、阿密妈妈(育儿女神)、梅山神(狩猎神)等,虽不建神庙,但多立神位于家宅。

   土家族是一个爱好艺术的民族,能歌善舞,每逢传统节日,村民聚集在村前广场或田间空地上跳“摆手舞”。永顺县老司城遗址至今还保存着一座古老的摆手堂,就是土家人跳“摆手舞”的场所。土家族的工艺美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突出的成就,古代先民的“溪布”、“峒锦”等成为贡品,后来发展为“西兰卡普”(土花铺盖),图案之丰富达百余种。在刺绣、织锦等方面,土家族以精湛的工艺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

   湘西苗族主要分布在花垣、凤凰、吉首、泸溪、保靖、古丈等县市。

   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被称为“三苗”的南蛮族系活动在洞庭湖一带,这就是苗族的祖先。商周时期三苗仍处于以树叶为衣、岩洞或树巢为家、女性为首领的原始社会。秦汉时期三苗已定居湘西,中央政权虽在此设置黔中、五陵郡县,但对苗民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糜政策。由于汉人的迁入和文化交流影响,苗民的渔猎生活转向农业生产,但仍处于原始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三苗发展为以地缘关系主导的农村公社,产生了“榔”、“款”制度。唐宋时期,三苗逐步进入阶级社会,蛮酋、蛮帅成为世袭的土官,领有大量土地,农村公社解体,封建领主经济形成。于是大量开垦土地,农业获得显著发展。元明时期,实行土司制度,促进了领主经济的发展。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城步苗区最早实行“改土归流”,其他地区开始派流官监督,土司制度走向衰落,地主经济开始兴起。苗民在官府压迫下,不断反抗起义,尤其元代以后斗争加剧,明洪武、宣德、正统、嘉靖年间多次爆发苗民武装斗争,抗击官兵。万历年间明廷采取封锁政策,修筑“边墙”,北起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南到贵州铜仁境内的黄会营,全长190公里,沿边墙建碉设卡数十处。明末清初,凤凰腊尔山区的苗民仍处在“无君长、不相统属”的所谓“生界”,在农村公社状况下,保存着合款制度,也就是集一村或数村为小款,集小款为大款,公推款首,公订“款约”或“榔规”。清雍正年间普遍实行改土归流,封建领主经济瓦解,地主经济发展。对“生界”则采取武力征服,强制同化,造成严重的伤亡和破坏。雍正乾隆年间一再爆发大规模的苗民起义暴动,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嘉庆初年清廷实行屯防政策,层层控制,即以苗兵控制苗民,屯兵控制苗兵,绿营控制屯兵。广设碉楼、屯卡、讯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等,星罗棋布。并规定“苗不出境,汉不入峒”,苗家赶集“应令汛屯员弁亲为弹压”,汉人“负贩小民入苗巢者,则有刑”。现存凤凰黄丝桥城堡作为历史的见证,是在明边墙城堡基础上扩建,并经清同治时期加固建设而成。

 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历史上苗族具有独立的语言,但无通用文字。神话、历史及风俗等通过口头相传的民谣形式代代相传,形成了苗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

   苗族的信仰较为复杂,曾信鬼成俗,多神信仰,有“三十六神,七十二鬼”之称,众神名目繁多。旧时无论治病、求子、消灾,莫不祈求神鬼,许愿设祭。虽少有庙宇,但祭典隆重。如椎牛,俗称吃牛、吃牯脏;椎猪,俗称吃猪,均在家举行祭典,规模盛大,历时数天,家族邻里亲友参加,歌乐达旦,因此对于苗居内外空间场地产生了一定影响。苗族崇龙,因有接龙活动,规模仅次于椎牛、椎猪,按家户或村寨举行。苗居正堂通常设有尺许的地穴,即为安龙的“龙室”。立庙者,曾有天王庙,供祀天王神。苗民之间发生争端,是非莫辨或遇冤不白者,有至庙设誓以决是非的习俗。苗家村寨都设土地庙一所,用岩板或石块砌成,供祀当坊土地神,被视为村寨的主宰。

   苗族歌舞历史悠久,极为普遍多样。尤其是传统节日“四月八”,更有丰富多彩的大型歌舞集会。苗家的歌舞集会原有“建眠”、“建垴”之分,前者为部落在旷野举办,后者以一家为首在堂屋举行。所以苗居室内的宽敞空间,实为歌舞活动所必需。

   苗族的织锦、蜡染、挑花、刺绣、剪纸、银饰等工艺,图案丰富,瑰丽多彩,久享盛名,表现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木构苗居,耸以吊脚厢楼,精心装饰,风格独特。

   苗族重视公德,乐于修桥铺路,植树纳凉,形成传统风气。山寨的拱桥、野渡、跳岩和岩板路、歇凉树、风雨亭等,为人们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构成山区优美的景观特色。

   从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湘西文化是多元化的,是多民族文化组成的复合体;从文化的积淀来看,湘西文化综合和包容了湘西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内涵,因此显示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厚重的历史底蕴。湘西自古以来就是一片文化底蕴深厚而神秘莫测的土地,土家族、苗族、汉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聚居在相邻相接又各自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各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汇与融合,共同创造了和而不同、丰富灿烂的湘西文化。

  

来源:《湘西历史城镇、村寨与建筑》
时间:2014-07-17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