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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湖湘风采概说

廖静仁


中方县出土的青铜圆壶(汉代)

中方县出土的无耳异形陶鼎(汉代)

  分久必合。战国七雄争霸峙立的局面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结束。“秦扫六合”,秦赢政一统天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统治时间虽不长,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诸如郡县制、使黔首自实田”令、“书同文、车同轨”、货币与度量衡统一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在湖南地区置黔中郡,后析置长沙郡,从而确立了对湖南的统治,湖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也因此日益同中原融为一体。“秦为驰道天下”而修筑的贯穿湖南南北的驰道及为征伐南越而开凿的灵渠,客观上都大大促进了湖南交通事业和商贸经济的发展。由于秦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又因史料匮乏,很难清楚了解当时湖南的政治经济状况,但秦代遗存在湖南境内还是偶有发现。如考古专家在沅陵窑头村发掘的黔中郡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秦砖汉瓦和鬲、钵、豆、罐等陶器及铜戈、铜剑、铜箭镞、铜镜、铜砝码等实物,古城址成楔形,城址中央有宫殿建筑夯台两座,城区地下还铺有排水设施。该城址的发掘,印证吻合了《史记·苏秦传》中“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及《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六》中“秦黔中郡城在县西二十里”之记载。长沙左家塘秦墓出土的几件铁口锄,说明当时长沙地区使用铁器较为普遍;汨罗出土的秦代“半两”铜钱,也至少说明当时湖南地区已有货币的使用与流通;特别是龙山里耶古城和数万枚秦简的出土,不仅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湖南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为研究秦代历史、地理、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秦后的两汉,由于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湖南不仅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到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已开始外调,“调零陵、桂阳……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商业亦更趋繁荣。据相关史料,湖南长沙到东汉时期已发展成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之一。手工业亦进一步发展,怀化中方一汉代古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圆壶,其纹饰之精、造型之美在南方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出土的一件无耳异型陶鼎在全国为首次发现;在铜镜制造方面亦有了创新,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透光镜”,这类镜在衡阳汉墓中多有出土,到汉末新莽时期,又出现了一种“规矩镜”(又称博局纹镜),如20世纪50年代长沙出土的一件“鎏金中国大宁博局纹镜”,圆钮,柿蒂纹纽座,柿蒂纹间各饰一兽头,外围双线方栏。方栏外饰博局纹,间饰神人、鸟兽纹。周边铭文为:“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明,其质冶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祥。”纹饰之美、铭文之多,极为少见。尤其是长沙汉墓、沅陵虎溪一号汉墓出土的各类纹饰精美、做工精细的器物,不仅展示了汉代湖南工匠的高超技艺,更是当时湖南手工业发达的有力佐证。由于湖南地处江南水乡,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数百上千条大小支流交织纵横全境,水系发达,有利于水上交通的兴起与发展。湖南出土的一面汉代铜镜的缘饰有一清晰可辨的帆船图像,可视为汉代已有帆船的文物见证。长沙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只16只桨的木船模型,船身两侧的边沿和首尾平台上有很规则的钉眼,由此可见当时造船已采用钉木结构。据相关史料载,由于交通的需要,特别是东汉以后湖南地区粮食大量外运,再加上三国、南北朝战争的需要,大大刺激了湖南地区造船业的兴起和发展。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湖南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的巨型船只“方舟”,又称“大艑”。《梁书·元帝纪》称“江湘委输,万船连轴。”由此既可窥见当时湘江运输的繁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湖南造船业的发达。有关这一时期的制瓷业,汉代已有较多的瓷器出现。长沙白泥塘东汉墓出土的开片青瓷陶罐等,是湖南地区出现的最早原始青瓷器。长沙东汉墓中还出土了白釉瓷碗、白釉罐等原始白瓷。湖南两晋墓葬或遗址中出土的青瓷器物更多,品种亦更为丰富,到六朝时期,青瓷器已取代两汉时期的漆器,而成为主要日常用器。据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南朝时瓷器制作技术已对瓷土进行严格选择,并经过粉碎和淘洗等工序,故质地更为细密,胎色多青白;施釉均匀,釉色青翠润泽,釉层与胎体密结牢固,对比汉、晋瓷器又有了很大提高,为唐宋时期湖南瓷器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而长沙县麻林桥出土的南朝宋元嘉十年(433)徐副买地券,长沙金盆岭发掘的两座晋墓中大量的瓷俑、陶俑以及陶制牲畜、车、屋模型,则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地区土地买卖盛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已获得进一步发展、庄园经济已初具规模的社会现实。

来源:《千年湖湘胜迹图志》
时间:2010-08-02
湖南图书馆 版权所有 2013年7月